拿钱还是出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为了什么，孰轻孰重，杨锐其实都不太关心，毕竟不是生生死死的大事。

　　8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牛，9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帅，06年的时候就只是觉得出国有意思了，等到16年的时候，出国也不见得比去丈母娘家开销的多了。

　　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研究员们就收入来说，都算是国内一流的。当然，是比不上华锐实验室，也比不上个体户和外企白领们，但就生活而言，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杨锐虽然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但他给福利从来都是不断的，如今人们花钱最大头的食品，包括米面粮油，乃至于肉蛋奶茶等等，杨锐每个月都会找理由发一笔下去。

　　在月薪100元要花70元买食物的年代，国内能够达到这个待遇的央企都不多，更不用说是研究系统了。

　　当然，现钱谁都是不多的，外汇更不用说。

　　杨锐是特批了项目奖励回来的，这也是有传统的，比如当年的两弹一星，后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或者青蒿素的项目，都是有过亿元的奖金拨发的。尽管人均数额是很低，但有这样的先例在，杨锐发的也没什么负担。

　　出国去瑞典，省吃俭用也不见得能存下600美元，留在国内，不光能得600美元，还能多出来1000元的补助，这笔钱，不光令人动心，甚至有些令人后悔。

　　但是，不管是谁来试探，杨锐都是一口咬定了不修改名单。

　　名单改来改去总不会有一个最优解的，给他们绝了心思，大家才能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实验室里来。

　　杨锐是计划要去瑞典了，但他不可能让实验室里停工了，不仅不能停工，还要加班加点的做开发才行。

　　他忍着不将第二阶段的成果放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在第三阶段的竞争中获胜，而就现在看来，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进度还并不占优。

　　着急着获得经费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已经将三维结构的开发进度推到了16%，虽然并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数字，但就目前阶段来说，他们是领先于其他实验室的。

　　包括离子通道实验室在内，目前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进度。

　　杨锐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而且，其他实验室的实际进度，杨锐还并不知道呢。

　　吴奇只能通过公开的资料确定各实验室的进度，最多是推断一些蛛丝马迹出来，而越是顶级的实验室，在发布结果的时候就越谨慎。

　　离子通道实验室目前都有这样的倾向，杨锐将第二阶段的全部成果都牢牢的遮掩了起来，而他用于核实实验的成本，在全部经费开支里，也是上涨最快的。

　　科研若黄河之水，停息之日乃断流之时。

　　杨锐也必须保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人员充足，且满负荷工作。

　　有诺奖要满负荷工作，没有诺奖更要满负荷工作。

　　所以，即使他能要来更多的名额，他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研究员前往瑞典。

　　多出来的名额，杨锐决定全部用来梳理关系。

　　他前往国外是为了梳理关系，而在国内，他也不能轻易的放任。

　　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何种方式获得诺奖的选择。

　　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是很矛盾的。

　　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能够将之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

　　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

　　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

　　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所以，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

　　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出生于匈牙利，并在匈牙利受教育，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就被****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前往德国工作，然而，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继而逃亡瑞典。

　　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并在战争结束以后，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说的就是郝维西。当然，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

　　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往往遭遇的是尴尬。

　　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当上院士。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所以，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但是，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

　　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自本国出发，获得世界级的成就，是最顺当的一种，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58年得了一次奖，80年又得了一次，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尤其是第三种，打脸一时爽，年年要内耗。

　　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

　　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一位是朱院士，一位是景存诚。

　　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

　　听起来复杂，但是，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

　　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给自己投票，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

　　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

　　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反正，只要梳理一圈，没有碍事的疙瘩，他就满意了。

　　最后，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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