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苏州，昆山县，至和塘。

        苏州境内有三条河塘连通着运河以及长江，至和塘则居其中（另外两条为常熟—白茆浦，松江），因河塘之利，昆山兴焉。如果要给大汉所有县城经济发展制作一份榜单，那么昆山即便挤不进十强，二十强总归是有的。

        距县城不远，就在至和塘边，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娄江学院。这座学院的历史很短暂，整体落成才一年的时间，方启用不久，学生也不多，暂时只有百来人，但是其来历却不寻常。

        这是一所由苏州、秀州、上海三地权贵牵头，大商名流集资，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学、数术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校，这也是大汉帝国除了军事学校之外的第一所“专科学院”。

        成立娄江学院的其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日益繁荣的苏、秀、上三地，提供更多专业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门就不说了，就江海关总税务司及三地下辖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随着海关成立，彻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带商业活动剧增，自然带来各项管理上的压力，尤其是税收业务上，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极度饥渴的，并且还不是读书识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娄江学院，景色宜人，江风习习，江上不时有帆船驶过，满载的负荷让船只的行进显得吃力。

        学院内格外安静，氛围严肃，诸课堂间，年岁参差的学子们，正埋头提笔，坐于书案，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开秋以来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项，算术、实务、策论以及《刑统》。

        显然，娄江学院是一所“高校”，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这是由学校性质决定的，从建校理念就有了规定。

        学院学制为三年，按照规划，学员期满学成之后，基本都会直接安排进入苏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门供职为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所“专业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学校”，专门为官府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为建校以来第一次大考，莫说学生了，就是学院的掌院、教习们，也都格外重视，就和邻居那座越发具备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娄江学院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从建校理念，到教学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试则是学院阶段检验教学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时在考试模式上，也更加贴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这样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得知娄江学院大考，临淄王刘文济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闲暇，前来察访。来时轻装简从，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调接待，只让掌院王学新陪伴着巡看一番，巡看过程也是一言不发，未免影响到学生考试。

        掌院王学新，也是有一番来历的，商丘人，自幼孤贫，好思笃学，长大后进入睢阳书院求学，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门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睢阳书院与戚同文在大汉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则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笃信忠孝节义的学问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还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见，不管在文坛还是朝廷，也都有一个“睢阳流派”。

        而王学新能被治学授徒严谨的戚同文收为弟子，显然是有本事的，与戚同文那些已经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员的学生不同，王学新没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学，在睢阳书院当教授。

        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那是没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

        临淄王是说一不二的，说到娄江学院看看，就仅仅是看看，溜达完一圈，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去，连午饭也不肯吃一口。

        当然，与掌院王学新之间，还是避免不了一场交流的，毕竟是自己把人请来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王学新倒是给了一个提议，有意在考试结束后把全学院的师生召集起来，让刘文济发言讲话，也让师生知晓临淄王的恩情。

        要知道，这所学院能够建成，最核心的支撑力量便来自于刘文济，但是在这方面，刘文济却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从不表功邀名，甚至拒绝乃至禁止旁人宣扬此事。

        王学新的提议，显然还是想给刘文济扬扬名，让娄江学院的师生知道恩主是谁，这也是此阶段下他唯一能够回报刘文济的东西。

        然而，他还是小瞧了临淄王，对于王学新之议，刘文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并且以十分严厉的态度，以近乎警告的语气，让王学新不许再作此类考虑。

        对刘文济的决然，王学新倒不畏惧，只是惊奇，并且最终试探着问刘文济，费心筹建这样一所重要的吏政学院，不图名，不图利的，就这么默默贡献，这样的举动，在王学新的解读下，显然有另外一层含义。

        刘文济的反应，则更加佐证了其猜测，不过，王学新并不愚蠢，也没有就此事多作饶舌。王学新所求的，也只是教书育才，一展所长，当然，再加一点虚名，这一点，他自己都不否认。

        “我推动娄江学院成立，为了国家做事，为朝廷、衙司培养一些有用之才，何需扬名！”刘文济还是简单地解释了句。

        在离开之时，又笑眯眯地向王学新交待道：“若说有所求，两年之后，我可要从学院挑选一些得力人才，表现出色的学子，王掌院可要给留下！”

        对此，王学新自是陪着笑，应和着。

        “殿下，京内急报！”刘文济的座船沿着至和塘缓缓向长江驶去，舱内，一名高级侍从打扮的中年人急步来报。

        正在研究这几年上海市关税情况的刘文济抬起了头，手一摊，来人立刻将急文呈上。

        迅速拆阅，严肃的面孔间浮现出少许动容，放下，沉吟少许，便吩咐道：“传令，入长江后，掉头西向，回金陵！”

        “是！”

        最近两年，刘文济主要还是待在金陵，不管上海市的发展多么迅速、新奇、引人注目，江宁府才是江南道首府，政治地位摆在那里，而在大汉帝国，政治性永远是要考虑在经济性前头的。

        但对上海，刘文济每年都要去个一两次的。这座正在东海之滨快速觉醒的商业大市，汇聚各路人马，龙蛇混杂，不知觉间，也成为刘文济一个重要的“基地”，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人才资源基地。

        此番，刘文济是从金陵出发东巡，一路经过润、常、苏州，最终目的地还是上海市。

        而让他选择放弃原计划的原因，也很简单，京中传来的消息，皇帝刘旸已然下诏，打算巡幸东南，刘文济当然要回江宁府，与道司大员们沟通好迎接驾以及銮驾在江南道的一切事宜。

        毕竟，这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巡视东南。说起来，刘旸是个比较勤快的人了，躬亲视事，从无懈怠。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出巡四次，西南、西北各一次，北方则跑了两趟，并且，往往喜欢去条件差点的地方走走看看，对东南的繁华胜景之所，却是从来不肯光顾一次。

        此番，皇帝终于动心了，于是，整个东南随之震动。尤其对江南道，对江宁府金陵城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毕竟四十年前，正是雍熙皇帝代表朝廷接受江南国主李煜投降的。

        对皇帝陛下，江南官民，自然也有“深厚”感情，当然这份感情也是建立在他的皇帝陛下的基础上。

        这件事，对临淄王刘文济来说，同样很重要。一者，对江南道的考核，也是对他的考核，在这边待了三年，正需要展现成绩；

        二者，母亲萧德妃（雍熙十一年晋位德妃）、他的王妃李氏以及一双儿女，也跟着来了，这是一个一家团聚的机会。

        过去的三年，刘文济奔波于江南公务，每年除了开年元夕之时会回京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外，其他时间都扑在江南。

        其妻李氏，则被刘文济留在京中，代他照顾子女，侍奉母亲。有“常妃”的教训在前，素来低调朴实、端庄恭谨的李妃，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包括其生的一双儿女（刘继礼、刘纷）在内，都很得皇帝刘旸的喜爱。

        雍熙十三年的南巡，或许是刘旸继位以来最“奢侈”的一次出巡了，至少随行人员，连大臣、护卫、宫人在内，头一次突破了一万人。

        当然了，巡视政策还是以前那个政策，即便东南富庶之地，刘旸仍旧不许地方贡献，因为他出巡而侵犯到地方官民的生计生活，这是他严厉禁止的。

        每一次巡视后，刘旸都会查账，并且遣密使“二访”情况，但每一次都会发生些幺蛾子。

        比如第二次北巡期间，曾在燕山北道的兴化县待了五日，虽然一切从当地取用物资都加价购买，但依旧给当地造成了极大影响，后悯其官民辛苦，刘旸下诏，蠲免全县一年税收。结果是，税照收，只不过进了官僚的口袋.

        起驾之前，刘旸对朝廷自然又做了一番安排，这一次没有把太子刘文澎带上，而是留其监国，以赵王刘昉、尚书令张齐贤、尚书左丞慕容德丰、枢密使高琼偕同诸部司大臣辅政。

        在随驾驶臣僚中，则也加了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汝阳王刘文涣。一个人的消颓与堕落，根本用不了三年时间，很难想象过去的三年，刘文涣是怎么挺过来的。

        当然了，也是刘旸起了爱子之心，方才在当年之事情日益淡化之后，将他带出来走走看看，散散心，长久闭居府中，是能把人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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