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来，西路去，难得出巡一次，让皇帝刘文澎走回头路，显然很难，因此在北入长江之后，选择继续乘船溯江而去。

        江南水师，几乎出动一半的舰船与水兵，随行护驾，刘文澎的两千银甲，也成为“水上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前世祖南巡时，曾因水师之弊（养寇自重、设卡收税、勒索劫掠）对整个南方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饬。太宗时期，大汉的内河水师在强大权威与严肃的国法下，也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作风，以及不错的战斗力。

        然而到平康七年，就只能用故态复萌来形容了，当然，刘文澎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福临万方。

        过武昌，入江陵，长江中游的繁庶，以另外一种形象与气质，呈现在刘文澎的面前。乘龙舟，总千军，招摇过境，刘文澎尽情挥洒时光，“吟唱”盛世华章的同时，也进一步消耗着地方官民对帝国最高统治者原本近乎本能的敬畏与尊崇。

        普通的黎民黔首，姑且不论，他们是最朴实的被统治者，被剥削就是他们的宿命，皇帝过境，只是临时的加剧加重罢了，何况潜意识里就有一种被驯化的对权威的敬畏，大多数人只是期待銮驾离开后的日子能轻松些，能回到之前。而这种奢求，能否实现，显然存疑。

        相比之下，那些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权贵们，在放下敬畏，鼓起勇气，抬起头颅，睁大眼睛，用难得的就近机会去观察头上这个皇帝时，原本那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形象，不说坍塌，总归是动摇了。

        当皇帝这层光辉散尽，余下的只是一个任性好乐的青年，而这个青年之所以能凌驾于所有人的头上，可以尽情挥霍，肆意游乐，只因为他有个好爹。

        当然，印象的颠覆并不至于让地方权贵们丧失敬畏，在当下的大汉，不管皇帝如何，但皇权可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

        只不过，皇帝如此，那就别怪臣下们有样学样了，尤其是对那些节操与底线都很有限的权贵们来说。

        而这，比起刘文澎出巡的耗费，显然要更加严重，这是根本上的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刘文澎不会明白这些，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能见到的，还是“銮驾抵至，官民臣服”的场面，至少在当下，皇权的神圣性，皇帝的权威，可以让他不必去顾忌臣民们的情绪、想法、心理等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论如何，只要帝国的根基还强势坚挺着，他都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皇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天下的权贵也不得不拥护他，刘文澎本身或许不那么值得推戴，但嫡长制却是帝国的勋贵们、官僚们乃至普通士民之家，所信奉、尊崇的一条制度，这甚至已是一种社会共识。

        在江陵，刘文澎接受了荆湖北道以及江陵府的“倾情”贡献。这里得提一下江陵知府冯端，这是乾祐宰相冯道的曾孙，还是家族大宗主脉。

        开宝元年世祖大封功臣时，冯道因为“识相能苟”，且在建国之初对于国政之巩固维持确实立有不俗功劳，被赐封为瀛国公，位在乾祐二十四功臣之列。

        而瀛国公爵，传承至今，已是第四代，属于世祖赐予的“+开国三代世袭不减”的恩典也依制而破。

        作为冯氏嫡传，前瀛国公冯玠（冯道之孙，冯吉之子）病逝后，太宗皇帝便改封其嫡长子冯靖为河间郡公。帝国的勋爵制度，真正成熟且完善，仍在在太宗时代，因为太宗是个完全按照规矩行事的人，不像世祖那般，在一些事务的决定上，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喜好搞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

        而早年为万众瞩目的“乾祐二十四臣”，在半个世纪后的平康时代，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

        简单来讲，就是同为乾祐二十四臣，亦有差距。有的早已绝嗣，生前身后之名只记载于史册之中，比如两个王氏（豫国公王章、商国公王峻）；

        有的权势依旧、地位显赫，仍旧扎根于帝国的权力中心，便是有起落，仍然从方方面面对帝国施加着重要影响，比如李氏（寿国公李少游）、慕容氏、郭氏、高氏、折氏、向氏、赵氏（赵匡胤）；

        当然，还有如常发展，依制传承者，就比如冯氏。而比起那些军功贵族，甚至与魏、王（王朴）、范等几个文臣家族相比，都要弱上不只一筹。

        仍在延续的二十四功臣家族，冯氏基本只与耿国公武行德家族相当了，而当年对武行德的册封，就堪称世祖最随意的一笔。

        而这些年冯氏的发展，也是这种底气不足最直观的挑战。冯氏在朝廷中枢的影响力，已然微乎其微，在寻常人眼中依旧显赫，但在真正的掌权者看来，实则不值一提，而除河间郡公冯靖之外，冯端这个江陵知府，竟是当下出仕的冯家人官职最高者。

        冯端等人精心筹办的各种迎奉，并没有像杭州陈尧佐那干人一般，讨得刘文澎多少欢心。花天酒地，风花雪月，刘文澎在江浙也已经看腻了。

        因此，刘文澎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皇兄刘文济，看望之余，还专门遣人去调查探听荆王在湖广任上的表现。

        结果，让刘文澎很满意，因为刘文济到江陵后，一直居家养病，未察一地，未治一政，未理一务，全然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刘文济还专门向刘文澎请罪，希望能对他的贻误怠慢进行惩戒，否则其心难安。对此，刘文澎自然是宽宏大量地赦免了。

        在见过刘文济之后，刘文澎方带着一个不错的心情，北上，途中周折向东，前往泰康行宫，夏季将至，正好在那里避暑。

        说来也是暴殄天物，坐落在鸡公山的泰康宫，当年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不只少府、工部、将作，周遭数州士民的血汗都差点被吸干。

        而自泰康宫落成之后，也只在世祖最后一次南巡期间使用过，最近二十来年，就这么一直荒废着。当然，也不是完全荒废，每年少府以及地方官府还是投入了一定的资源进行缮护，毕竟是天子最大的避暑行宫。同时，“荒废”的这些年，也让周遭百姓获得了一段相对长的安宁时光。

        太宗皇帝简朴了整个雍熙时代，是坚决不往泰康宫享受，刘文澎这也是第一次。而随着銮驾的到来，一通鸡飞狗跳、手忙脚乱是免不了的。

        同时，特地在二十多年后，再度举行了一场“启用”仪式，在此之前，也早有诏命传京，自宫廷、朝堂抽调了两千内外廷宫人、朝臣，率先入驻泰康宫，准备侍奉皇帝。

        虽然拿刘文澎与世祖皇帝比，实在是对世祖皇帝的不尊重，但有一说一，便是刘文澎挖空了心思玩奢华，搞花样，猎新奇，也不如世祖皇帝一次来把大的。

        同时，在名声的经营上，更是差距悬殊。晚年的世祖不免奢靡，但在官方民间，可没有多少人敢于非议指责，甚至还有不少人为其洗白美化

        在泰康宫，刘文澎度过了一整个夏季，到入秋之后，方才于平康七年七月中旬启程返京，他还得回洛阳赶中秋大庆的场。

        泰康宫避暑的几个月，刘文澎待得并不是太舒心，夏五月之时，因为玩得太嗨，引发一场大火，把行宫内的延康宫给焚毁了，若不是救火措施采取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六月底，刘文澎疼爱的陈淑妃薨了（出身平平，样貌身段出众，乃是刘文澎从民间抢回宫的）。

        不过，一个宠妃的死，对刘文澎确实有影响，但实在不大。真正与帝国命运、历史走向联系到一起的，是刘文澎染上了一个极坏的毛病：嗑药。

        因为一年多的耕耘，仍无所出，刘文澎自个儿也着急，为此，特地寻医问药，而御医国手们，能够提供的，只能是一些滋补养身的方子。

        于是，刘文澎命人找到了名声响亮的紫阳道长，作为传说中陈抟老祖的真传弟子，总该有两把刷子，刘文澎让他替自己炼丹。

        而紫阳真人也不负其望，结果就是，皇子皇女还没个影，刘文澎却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一次长达一年的出巡，刘文澎是玩嗨了，也游累了，回到洛阳之后，自然需要休养生息，难得消停一阵。甚至于，过问起朝政来，出去这么久，他心里实则也没多少底，怕那些中枢权贵们恃权逾越。

        在刘文澎出巡的一年多中，朝廷的局势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潜在的争斗与拉扯却是越发复杂且激烈了。

        王旦这个由刘文澎硬抬上来的尚书令，显然没办法做到服众，在掌控力上，比之张齐贤更是远远不如。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张齐贤可是开宝朝一路走过来的，水里趟过，火里闯过，又是多年的宰相，多少是具备一定领导力的。

        当然了，王旦一没同张齐贤比，二也没想着掌控全局，第二点根本不可能。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公卿权贵相比，王旦这个二代勋贵，不管从资历还是功劳上，都弱了不只一筹，小事能捂，中火能稳，大火根本压不住。

        而之所以能把朝局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稳定，更多是因为各方势力的相互牵扯，同时王旦有自知之明，只是居其中，尽量协调，尽力保证朝政的正常运转。

        但显然，这样的局面，磕磕绊绊的，依旧难说能维持多久，这与帝国一贯的“强人政治”传统是相冲突的。

        而出现在平康五至六年的“共治时代”，更像是一种政治模式的尝试，如果给其足够长的时间去试验，或许还真能探索出更多的新东西来。

        但这显然不现实，首先皇帝刘文澎不会永远那么“安分”，而中枢的权贵们，冲突与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积攒，总有爆发出来的时候。

        就在平康七年春，就已经爆发过一次了，财政使李沆与枢密副使郭良平之间的冲突，也是庶族官僚与军功贵族之间的一次角力。

        事件的经过很简单，对于海军庞大的造舰需求以及频繁的训练计划，李沆坚决反对。郭良平打算在未来十年内，把大汉所有海军的主力战舰都换一遍，全部更新为炮舰。

        这样庞大的计划，所涉及的款项，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作为大汉帝国的计相，李沆坚定拒绝，强烈反对。

        于郭良平而言，这项计划却关乎着大汉海军的百年大计，是继续提高海军地位的办法，岂容李沆这腐儒破坏。

        事情的经过是，两个中枢的实权派，掀起了帝国几十年来最激烈的文武之争，两个年近七旬、满头华发的老头，争得面红鼻子粗。激动之时，郭良平差点动手，虽然被劝阻住了，但对李沆有诸多言语上的侮辱，狠狠地落了李沆的面子。

        但结果是，李沆丢了面子，得了里子。郭良平军事才干卓著，作风强硬，但论政争，比起李沆可差得太远，再加上职权上的差距，很快落入下风。

        这背后，当然还有一干陆军权贵们的设阻，实事求是地讲，对郭良平的“海军二十年计划”，最敏感的就是他们了。若真让郭良平搞成了，海军还不翻了天？

        有另外一干功臣勋贵发力，李沆自然成为这场政争的胜利者。然而，郭良平当真输了吗？他对海军更新换代的计划，依旧展开了，并且获得了事实上的推进，只不过规模上小了，时间上更是翻倍，难说这是否就是郭良平心中的真正目标。

        在了解过“李郭之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情之后，刘文澎是乐不可支，心情都为之放松许多。大臣们不斗起来，他这个皇帝如何得安？

        皇帝刘文澎的消停，也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就在平康七年秋末，朝廷又爆发了一场冲突，主角换了一个，皇帝刘文澎与财政使李沆之间的。

        原因是，刘文澎想在洛阳西苑修一座避暑行宫，以泰康宫过远，跑来跑去太辛苦。甚至于，连修建方案出来，打算征集劳力，人工开挖，开辟出一片塘泽，同时效仿当年后蜀孟昶在成都修“水晶宫”一般，在新辟的人工湖上也建一座水上行宫.

        其他事情先不说，就向孟昶学习这一点，就可见这件事情是怎样一种性质。（当然，孟昶所作《颁令箴》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之语，至今仍在诸多大汉帝国道府州县的官衙墙、匾镌刻着。）

        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回修行宫，刘文澎打算动用国家财计，简单的讲，就是打算劳民伤财了。他是彻底不装了，实在是少府刘规给他诉苦，一直花自己的“私房钱”，久了多了，实在心疼。

        而对此，李沆自然是秉公直谏，坚决反对，朝廷之中，对此一片哗然，站在李沆这边的正臣、直臣，更不在少数。

        包括宰臣寇准、向敏中在内，一大批人陆陆续续向刘文澎上表劝谏，希望其能打消念头。

        而这种局面下，事情的结果往往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结果是，刘文澎见李沆竟然掀起这么大反对自己的浪潮，心中是又惊又怒，“新仇旧怨”一齐涌上，意志下达，帝党们纷纷扑咬李沆，然后三朝老臣、雍熙宰相李沆，罢相了.

        李沆的罢相，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个节点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刘暧、张齐贤被赶出朝堂，还要严重。

        因为，此事一出，意味着帝国中枢朝堂上，庶族官僚势力与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至少在政事堂内，权力失衡了。

        继任财政使的乃是兵部尚书向德明，在这件事情上，刚把李沆搞下去的刘文澎，没敢逆群臣之意。而政事堂中枢剩下的庶族官僚领袖，竟变成向敏中、寇准、徐士廉、王钦若四人，不吹不黑，这四人就是绑在一块儿，都不如平康七年李沆在庶族官僚中的名望与影响力。

        但于皇帝刘文澎而言，却实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至少他在对李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只是这份胜利，一点都不值得喜悦，甚至从帝国的视角来看，有那么一丝悲哀。

        同时，刘文澎的“水上行宫计划”，也得以顺利推进了，就在平康七年冬，已经有数万民夫进入西苑，在严格管理下，动工开挖.

        平康八年（1014）夏，静极思动的皇帝刘文澎，再起幺蛾子了，这一回他选择北巡，他要到漠南的草场去打猎。当然，名义不能这样直白，对外宣传的是，他要北巡视察河东，同时于太原这个龙兴之地祭天，顺道去草原，调和漠北契丹与乃蛮政权之间的矛盾，还塞北一片安宁。

        过去的这些年，漠北的局势始终不算平静，乃蛮部在太阳汗刘金（传说中魏王刘旻的便宜儿子）的统治下，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在吸收了汉、契丹文化之后，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政权组织。

        并于平康四年，刘金正式称王，国号“金”。称王之后的乃蛮，开始以一个邦国的身份与大汉打交道，并且第一时间遣使南下，向朝廷臣服，希望得到朝廷的封赏。当时刚刚亲政的刘文澎，面对这样的臣服，很高兴地同意其请，赐金册，封刘金为金王。

        当时朝中是有人反对的，只不过并没有太多人把这个民不过五十万的杂胡政权当回事。

        而称王之后的刘金，开始率领他的“金国”继续向东扩张，攻击契丹的聚落，抢夺水草，掳掠部民。

        随着“金国”的崛起，契丹这个漠北霸主的名头也开始动摇了，面对其挑衅，自是结兵相抗。金国在于新生势力的野蛮冲劲儿，契丹则在于文明的先进性，仅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契丹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然而，连耶律贤时代契丹尚且无法彻底根除乃蛮之患（那时当然有大汉在背后充当搅屎棍），何况如今。

        双方之间打打停停，几乎无岁不战，漠北由之动乱，已然影响到大汉山阳的安宁。

        而前宰臣王玄真被排挤往漠南巡抚，当时的名义就是安抚北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不知该说是先见之明，还是该说纯属巧合。

        最近几年的漠北，就像一个大蛊，两只分别名为“金”、“契丹”的蛊虫，或许还要加上不断南下的蒙兀室韦人。

        他们在厮杀，在进化，在淘汰，就像过去千年，草原上一直反复发生着的故事一般。

        到平康七年，契丹与金国又进行了一场大战，双方动用兵力合计超过十万控弦之士，这样的大战，足以引起大汉侧目，而帝国也确实震动了。

        大汉帝国承平了几十年，而在苦寒的塞北，胡族们又开始生聚、发展、壮大了。

        皇帝刘文澎北上，可谓声势浩大，禁军及北部边军、团练，集众十万，以作护卫。没办法，不敢疏忽大意，枢密院捏着鼻子也得调兵遣将，保证皇帝的安全，并由郭仪作为行营都部署，总领大军。

        只能说，刘文澎真的是去打猎的，但凡他动一点北伐的心思，就谁也说不住会发生些什么，大汉帝国的历史都可能直接翻开新一页的篇章。在护卫刘文澎的过程中，郭仪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心始终是悬着的，头上都增添了几缕白丝。

        从结果来看，刘文澎此番北巡还是有些成效，至少起到了“止戈”的作用。

        刘文澎与漠南的白水泺扎下行营，遣使邀请二王前来朝拜，汉军十万大军北上，背后或许还有更多，契丹与金国都难免“受惊”，作为名义上的臣属，二王在纠结之后，都先后南来，坐上了大汉皇帝摆的谈判桌。

        在刘文澎的监督之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约定休兵罢战，停止冲突，不再相互攻击。同时，都以战争损失巨大，向朝廷求援，刘文澎大方地赏赐了钱帛、粮食、盐、茶，又准许二国加大边市贸易的请求。

        刘文澎以为二国是在天威之下，不得不罢兵和解，然而事实上却是，二国在常年的交锋之中，都损失惨重，按照规律，也将陷入一轮蛰伏恢复期。

        在完成这一场“白水会议”，刘文澎志得意满地“班师还朝”。而在就近接触刘文澎这个大汉帝国皇帝之后，金王刘金在北归的途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曾亲自朝拜过太宗皇帝，其威有如天人，让人畏服，不敢贰心，然英明如太宗皇帝，也所托非人。大汉皇帝若是这般，我也能当”

        被鄙视而不知，坦率地讲，刘文澎此番是将脸丢到了塞北异域了.

        而平康八年的北巡，也是刘文澎最后一次折腾了，因为他再也折腾不动了。南归途中，体虚气短的他，染上风寒。

        经过漫长而辛苦的跋涉，终于于当年初冬，回到洛阳，总算坚持回宫，没有客死他乡。

        然而，意外之所以称之为意外，就是因为他往往来得突然，平康八年冬十一月十九日，身体有所好转刘文澎，在视察“西苑水晶宫项目”工地之后，当晚就于上阳宫观风殿，让人猝不及防地驾崩了，彻底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八年，时年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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