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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27 南洋勾吴


建隆五年,渤泥洲,朝晖城(文莱)。

  这座坐落于渤泥洲北部的城市,乃是大汉帝国勾吴国都城,是当下渤泥洲内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汉文明在渤泥洲内的传播中心。

  早在开宝中后期,汉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渤泥岛沿海周遭,并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贸易点,坤城就是最早的一批的汉人聚居点。

  不过,那时帝国的经营重心在南北金洲与爪哇,对渤泥岛只是简单关照,因此汉人在渤泥洲上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缓慢的态势,对洲内土着邦国渤泥国很谨慎,往来频繁的汉商常互赠礼物以维持关系,对土着的贪婪袭击,也只有基本的扞卫抗击,少有扩大事态。

  随着刘昀、刘淳、郭良平率海陆大军南下,灭三佛齐,平定爪哇,世祖皇帝大封南洋,汉军的舰船与军队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渤泥岛(水陆军万余人)。

  在洲内汉商的配合下,迅速占领渤泥洲沿岸城镇、据点,这就是一场军事旅行,几乎无难度可言,只在攻取渤泥都城的时候稍微遇到了些阻力,但汉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其抵抗也如纸一般脆弱。

  建国数百年的古国渤泥,就这样以一种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国灭之后,整个渤泥洲就成为了大汉官军商民的后花园了,自由通商,任意驰骋。

  汉人对渤泥道开发程度的加快,也正是从渤泥国灭国之后开始,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洲陆,武力征服容易,文明同化也不算难,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一穷二白的开拓与建设。

  到建隆五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汉人对渤泥洲的探索,也基本只停留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陆地深处,大部分仍旧是处女地,河流所及也大部分被土着部落所占据。

  即便如此,曾经的聚居点与交易场,也在汉人商民的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个沿海城市、镇甸,当然避免不了来自渤泥国余孽以及不臣野蛮土着的袭扰,但面对这些威胁,都不需正规军,汉人商民武装就能对付。而相比之下,蚊虫、疾病、瘴气这些恶劣的自然生态,对汉族移民的威胁要大得多。

  朝晖城,是在原渤泥国都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不管在汉人眼中渤泥洲是怎样原始落后,但能够成其邦国,作为都邑,其各方面的条件与基础,总是要优于其他沿海镇甸。

  而从封国的角度来说,世祖皇帝与太宗皇帝对吴王刘晖都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一片洲陆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也相对最成熟的一片土地,都给了他这一脉。

  吴王一脉对渤泥洲的经营,始于雍熙四年,当年吴王刘晖因“公府弊案”被判圈禁一年,府中大权交与世子刘文渝,并交待其经营封地,以避朝中风波。

  刘文渝当时便开始调措钱粮,征召人手,筹备出海事宜。以参军郑峙为首,组织起第一批“垦殖团”,人数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涵盖了公府扈从、仆佣、佃民、工匠以及从社会上征兆的水手、团丁等等。

  当年冬垦殖团自上海港启航,于雍熙五年二月抵达渤泥城,开始了正式的“垦殖”。当时的渤泥城,只有郭良平遣驻的几百军队以及税务官,算是官方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基本到简陋的秩序,而其运转实际是由一干汉地大族、富商说了算。

  这样的模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但其中伴随着的冲突、流血与死亡,也是可以想象的,而罪恶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浇灌出繁荣之花。

  而随着吴国公府垦殖团的到来,当地的局面立刻就被打破了,因为真正当家做主、一锤定音的人来了,从名义上与实力上,都是如此。

  “吴国公”这条强龙的到来,意味着渤泥城将走向另外一种秩序,必将导致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也注定不可能是平顺的。

  平心而论,公府垦殖团的到来,还真就有摘桃子的嫌疑,这对苦心把渤泥城经营出来的几大家族来说,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抗拒心理之下,各种明里暗里的抵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小鬼虽然难缠,但原渤泥国土,可是大汉帝国皇帝钦封与吴公的,有着官方的大义,这一点就不是一干所谓家族能够抗衡的。

  而被刘文渝选作垦殖团长的参军郑峙,也不是凡人,至少不是善人,这可是在帝国体制内部从基层打熬出来的人,还曾专门去武德司主管的刑徒营参观学习过。

  对于渤泥城几大家族紧张不满情绪,郑峙洞若观火,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垦殖团的安定、南洋官方的联系(尤其是良平岛那边),还有就是把吴国公府的大旗与招牌打出来,宣告这座城池与土地真正的主人到来了。

  随着雍熙六年,来自公府第二批的垦殖团支援到达,已经基本熟悉当地情况的郑峙动手了,一场收权归治行动,或者说是立威行动,来得迅疾如火。

  就和广袤南洋地区呈现出来的风貌一般,南下垦殖的大汉官民们同样感染了不少野性,甚至少了许多敬畏,几大家族中,竟然有人敢反抗,明晃晃提刀的那种。

  一场血拼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南下“传播”文明的汉人,有些也需要鲜血,才能将他们的脑袋涤荡清醒。原本渤泥城有“八大家族”,雍熙六年之后,就只剩三个了,并且其中两个都与帝国权贵有关。雍熙六年之时,舍得扎根南洋发展的帝国权贵,实则还不算多,但渤泥城就有两个。

  在完成基本的整顿收权之后,郑峙为首的公府垦殖团,也正式开始了对渤泥港城及其周遭地区的经营。还在渤泥国时代,此地就以农业为主,加以渔盐之利,这些也是汉人所擅长的,几乎无缝衔接,并且汉人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精细的技术办法。

  同时,商业与小手工业,也逐渐被发展起来,能够诞生所谓几大家族,本身就意味着当地在经济上的积累。而郑峙做的,是要继续壮大,为公府建国打基础。

  一朵文明之花的成长绽放,需要足够的养分,而滋养南洋“勾吴国”这朵骄花的养分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当地丰沃的自然水土,二是当地的土着、旧国民,三则是通过南洋航线不断输送而来的汉人,尤其是第三者,那是汉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根基。

  从雍熙五年起,每年都有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征募人口(包括各种技术丁口),从帝国的沿海港口,输送至封地,每次的规模都不算特别大,多者两千余人,少者数百到一千,每年一到两次,但贵在坚持。

  一直到雍熙十二年,这个节奏方才放缓,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其一是成本问题,即便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路线都相对成熟的雍熙时代,走正规渠道往数千里之遥的渤泥洲运输一个人,用最极致的办法去压缩成本,平均每个人也得耗费4贯钱往上。

  就这,还不包括前期人员的征召集中、物资的准备供应、到岸后的安顿落户,还不排除途中的风险,海上行船倾覆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吴国公府的人口输送,葬身在南海汪洋中的移民,不下四千人,船只+人员损失及相应抚恤,足以让吴国公府肉疼到骨子里。

  而各种技术人才、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要求更高,再加上行政成本,以及垦殖拓荒过程中的损失......种种支出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吴国公府做事,得“堂堂正正”,走正规的移民程序,代价就是这般高昂。

  然,即便以吴国公府的家底,面对这样的输血支出,又能支撑几时呢?事实上,前后坚持了八九年,损失巨大也不动摇,已经是刘晖、刘文渝父子意志坚定了。

  这,或许都是吴王刘晖一辈子最坚持的一件事了,虽然其中,劳心劳力操持此事的,乃是刘文渝(在那些年里,刘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太和楼内喝酒弹琴,听人议政)。

  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源于吴国公府内部的牵扯了,准确地讲是刘晖诸子之间的矛盾。刘晖共有五子长成,除长子文渝之外,另有文波、文淙、文泳、文渤四弟。

  刘晖从开宝后期开始,在政治上是一直遭受打压的,老子不得志,做儿子也很难在仕途上有什么作为,因此,吴国公府下诸子,虽各有经营,但更主要的,还是指着公府啃老。

  爵位问题,刘文渝占着嫡长的优势,很难推翻,但财产问题就有很大讨论空间了,一个个盯得也很紧,尤其是同为嫡出的刘文波与刘文泳二人,更是眼红得紧。

  公国拓殖,虽然是刘晖定下的,但也不容你长房如此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那可是二三十万贯钱啊,看得几兄弟是异常心疼,心中更有怨气。

  于是,在渤泥洲上的拓殖,从公府的层面,就有明里暗里的阻挠。刘文波、刘文泳二人,又时不时地跑到老爷子那里告状、诉委屈。二兄弟有一句话倒也没说错,再不节制,公府下属的财产都要被刘文渝搬空了......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渤泥洲方向,来自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的输血放缓了,甚至陷入了停滞。然而,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支持,以及郑峙等人的辛苦经营,渤泥洲的开拓也日见成效,不只是渤泥城,还向外扩散到几乎整个北部渤泥洲,将原渤泥国最传统统治区域都正式囊括治下。

  在渤泥国统治时期,其盛时都城人口也就逾万,这个数字在雍熙十二年的渤泥城,已然突破两万,其中汉人就占一半多。

  而能供养一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开拓成果展现,毕竟这意味着足够的物产供应。当然,达到这等程度,其中的辛苦与牺牲,也是难以计量的。

  对公府来说,最大的损失,要属于郑峙的病逝了,这个开拓前期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控局者,更是最大功臣,在长期的劳累与辛苦中,染上疾病,暴毙而亡,而其留下的,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南洋吴公国。

  当然,对郑峙之死,惋惜之余,吴国公府也给予了足够的尊荣,封其为马驿伯,以其子郑台继嗣。(马驿位于渤泥城西南方向三百余里,郑峙于其地置镇,名为马驿。同时,各大封国下属的爵位,与帝国本土有一项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世袭罔替,不存在降等一说,这也是帝国内部许多人愿意往外闯的原因之一)

  同时,还在渤泥城内,给郑峙立庙、树碑,叙其功勋,让后人永以铭记。因其最初是以参军之职主持对渤泥洲的开拓,其庙名“参军庙”。在渤泥洲内,参军之职不只一人担当,但参军庙纪念的独指郑峙。

  郑峙死于雍熙十年,他死后,渤泥城少了一个主事者,对于继任者,公府那边重新打造了一个“管理层”,像郑峙那种一家独大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了,公府同样防备着。

  于是新的主事之权,被一分为三,从渤泥洲当地提拔了一名开拓功臣刘褚负责军事,此人乃是公府家将出身,刘文渝又将心腹王泰派去主管民政。

  更为重要的,刘文渝将幼弟刘文渤也派去南洋,主持大局,在刘晖诸子之中,庶出的刘文渤与刘文渝关系最佳,可谓亲密无间。此事对于南洋吴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这意味着刘晖一脉,正式向南洋迈出了步伐,这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历史性的一步。

  雍熙十三年,在启动渤泥洲拓殖将近十年后,刘文渝亲自动身出海,以吴国公世子,也以主人家的身份,驾临渤泥洲。

  刘文渝此行,除了视察十年开拓之成果外,也宣告南洋吴公国的正式成立,这当然首先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认可。虽然开国仪式上,作为公国君主的刘晖缺席了,但并不妨碍其重要意义,北渤泥洲的历史已然就此翻开了一页新篇章。

  开国之初,除了封赏功臣之外,刘文渝还将渤泥城更名为朝晖城,取吴公刘晖名字中的那个晖字,也是对新吴国公国的美好寄望。

  不得不说,新吴公国在南洋的拓殖建立,其过程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基本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大汉封国从无到有的过程,绝不是中央朝廷一道金册册封就完事的。

  到太宗驾崩,康宗继位,刘晖晋吴王,封国也跟着升格成为王国,在朝廷国书上,记为“勾吴”,当然在民间与南洋地区也多呼之为新吴。

  也有称之为北吴的,因为吴国的主要领地范围在渤泥洲北部,同时在东北、西北部沿海各据一部分土地城镇。至于渤泥洲其他区域,则分别为刘淳建立的雍国以及刘晗建立越国所占领。

  等到刘文济继位,从康宗时代便一直以王太子身份统治吴国的刘文渝,终于熬死在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琴的老父刘晖,成功转正,继位称王,那时,他也已经四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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