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51 皇太孙
三年的时间里,对刘继英、刘维箴这一子一孙,刘文济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时,再光鲜华丽的外衣,都难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开始,睢阳公刘继英便被刘文济安排进朝廷部司,实地实际参与朝政,学习培养处置国事的判断、处置能力。
而刘继英先后在理藩院、财政司、都察院、吏部、枢密院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轮职锻炼,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赐侍中衔,入政事堂行走......
这一系列的安排,无不说明一点,刘继英在“预备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即便刘文济以强势酷烈的手段维持着朝局,压制太子党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睢阳公刘继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就源于皇帝这种极具指导性与迷惑性的安排。
同时,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刘继英也的确表现不错,尤其在随皇叔祖刘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时间,十分踏实认真,很明白皇父对宗藩关系事务的重视,用心地学习相关事务的判断与处理。
在其他部司轮值时,也是卖力表现,虽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进步的态度,是分外积极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对刘继英交口称赞,渐渐认可其“贤”与“能”。
只不过,两三年下来,或许是为那些声名所累,又或许是过于追逐所谓贤名与才名,刘继英开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实事干得少了,高谈阔论多了,慢慢地,连心思都变了,开始专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买人心。
而对这种沽名钓誉、务虚避实的行为,刘文济还特地加以训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刘继英很快就故态复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给带偏了,皇帝的指正行为,经人一“翻译”,就变成圣意属定,否则何以如此费心......
可以说,在章德太子刘继礼刚刚薨逝的时候,刘继英是占了不少优势的,不在于杨氏外戚、军功贵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间那如潮声势,根本在于,皇帝刘文济对他的好感与喜爱。
至少,比之那个迂缓迟钝的皇长孙,要更受刘文济钟意。毕竟,刘文济自诩英明之主,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总还是更喜欢找一个“类己”的。
故太子刘继礼,虽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聪明,相反,他很聪明,只是性格原因,导致行事作风,给人一种软弱之感罢了。
而对刘文济来说,眼瞧着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环逐渐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质,这同样是一种煎熬。
刘继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识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太不聪明,在竞争太子过程中的诸多表现与手段,也显得太不明智。简单地讲,多做多错......
若是刘文济于建隆二十年就册立新太子,那么胜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刘继英,但偏偏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迟则生变......
而作为刘继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皇长孙刘维箴就显得朴实多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只做了两件事,守孝与读书,除此二者之外,刘维箴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对夺嫡之事,也显得漫不经心,朝中的声势都仿佛是支持者们以及杨氏的反对者们自发形成。
当然,刘维箴能如此稳坐钓鱼台,万事不萦于怀,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人出谋划策。时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廪,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孙。
王士廪以祖荫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过科举正考入仕的权贵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许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观人识人上,却深得其祖父真传。
在夺嫡之争初起之时,便仔仔细细地替刘维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态度、朝廷局势、外戚实力、宗亲态度、贵庶风向等一系列优劣对比,最终给刘维箴的建议,核心只有一条,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着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但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大汉帝国,毕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比如杨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杨皇后很贤明,刘文济对她也还算尊重,但从刘继英“事泄”开始,刘文济对杨氏的忌惮,再度占了上风,也导致杨皇后的加分项也变成减分项了。
宗室之中,刘文济又分别垂询宗正、燕王刘昭与中书令、许王刘曜(建隆十五年晋亲王)的意见。燕王刘昭依旧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狸”的外号一般,对此事是半点准确意见都不发表,皇帝要问,那就是“惟陛下自专”。
相比之下,还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谊,对刘文济已经十分熟悉的许王刘曜,谨慎地指出刘继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现,隐隐表示担忧,怕刘继英华而不实......
当然,储君之事,刘文济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们商谈的。他曾与兵部尚书萧恭有过一份交心彻谈,萧恭则指出,朝廷内外,同情章德太子与皇孙者,众多!
甚至,还斗胆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刘维箴继位,尚可保皇室和谐,但若是刘继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脉未必能保全......
刘文济始终对刘维箴的“迂软”感到担忧,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孙,对此,萧恭坚决地表示反对,直言那是取乱之道。
那一番君臣问对之后不久,萧恭就罢相了,被刘文济派到山阳担任巡抚使,萧恭也甘之如饴,他进言不为富贵,但远离晚年的皇帝,还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当日,皇帝刘文济正式下诏,册立皇长孙刘维箴为皇太孙,正式确立大汉帝国的储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夺嫡之争。
但结果出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至少刘继英是异常不服的。而皇太孙的册立,也是朝廷又一轮政争的开始,只不过,这一回,刘文济这个老皇帝亲自下场了。
在余生里,刘文济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皇太孙刘维箴铺路,这个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荆棘,声势浩大的“睢阳派”,被刘文济一步步地瓦解,杨氏家族这个核心则被刘文济拆得支离破碎。
杨业的后人们,或贬或杀,就连杨皇后,都几乎被软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与杨氏子弟交往。当然,树大根深的杨氏,也没那么脆弱,刘文济也没有将之连根拔起的想法,只不过,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辉煌了几乎整个建隆时代的杨氏,开始滑落了,“第一显贵家族”的名声坠落。
至于刘继英,则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直接被刘文济赶到南昌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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