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手里捏着一份来自苏联科学院的文件陷入了沉思当中。

    这封被命名为《超冷冻春化技术发展纲要》的文件，是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被世人称为“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生物学家”李森科院士递交的。

    在这份科研究资料里李森科，仍然在坚持他所谓的“春化处理”育种方案，并声称他经过研究发现把农作物的种子，经过零下50度的低温冷藏至2-3年，可以提高农作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量。

    瓦西里斜倚在沙发上盯着这份，由“苏联最有权威的科学家”李森科院士撰写的新技术研究资料，不由的陷入了沉思当中。

    李森科其人其事他在另一个时空没有少听说，在瓦西里看来这个被称为“红衣教主”的李森科，就是混进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破坏者。

    一个李森科对苏联科技界起到的破坏作用，真的比北约百万大军的威胁性还要严重。

    人类科技史、金融史、战争史上不乏骗局，从古代到今天、估计未来一直都会有。

    虚假的证据、论文、技术、产品层出不穷，许多名人、学者、专家深陷“造假门”、“欺骗门”、“剽窃门”等不端行为。

    种种恶行像警钟一样告诫后来者——科研没有捷径。

    严谨的科研，需要多一点认真与负责，多一点复现和普及。

    如果不能复现、质疑、讨论，那将被个别人利用或作恶。

    国内外的科技骗局还时不时在上演，虽然未被曝光、没有广泛传播的不为人知，但很多被广泛报道的事件轰动一时，令世人震惊，而苏联三院院士李森科就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拉马克和米丘林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在苏联成为正统。

    其代表人物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拒绝接受受到实验支持的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利用政治工具对其对手实行迫害。

    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并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李森科事件是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典型案例。

    李森科事件，是苏联科技史上的一场灾难，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

    其始作俑者李森科本学识浅薄、无甚建树，却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多年。

    1930－1960年，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实质上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发芽。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

    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春化处理”在苏联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

    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

    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苏联科学家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

    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

    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

    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

    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

    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留比晓夫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

    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由于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

    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

    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

    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

    瓦西里点燃了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把李森科企图用提高农作物产量为“诱饵”，希望获得自己的大力支持的文件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西里已经懒得对李森科提出的零下50度“春化处理”进行论证，一个大骗子说出来的话，在浪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去进行验证，那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

    李森科能够在苏联科技界为非作歹这么多年，苏共领导层的责任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

    瓦西里想到要不是玉米小夫被自己整下台，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这个“伪科学家”李森科起码要还要毒害苏联科技界十几年，就连龙国也是深受李森科主义的毒害。

    好就好在龙国科技技术起步晚，被李森科的“伪科学”影响有限。

    自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李森科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的靠山斯大林同志去世了，新一届的贝利亚同志对他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他几次向贝利亚写信控诉苏联科学界里，潜伏着一些企图破坏苏联科技进步的叛国分子，企图用政治捆绑贝利亚支持他对苏联科技界的掌控。

    贝利亚自然清楚李森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要不是斯大林同志在背后支持这个败类，他早就想把他送到西伯利亚种玉米了。

    “啥......你说西伯利亚种不出玉米，你不是自夸有技术用低温储存种子可以大量增产的吗？你自己吹过的牛逼你自己去实现吧，否则.....那你就等着活活饿死吧！”

    对李森科的清算绝对不是简单的让人把他控制起来，进行审判、劳改或者是判处死刑。

    在瓦西里看来这是一场“正”与“邪”之间的一场决斗，需要有科技界的权威人士联合起来，一起讨伐李森科的“伪科学”。

    先把李森科的“神圣外衣”给拔除掉之后，再利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追责。

    这也是瓦西里虽然明知道李森科是一个什么玩意，他却不能利用他苏联领导人的权利对其进行处罚。

    如果利用政治强权干涉科学界，必然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自然不是瓦西里愿意看到的情况。

    沉思了良久之后他又从抽屉里拿出来了一个信封，打开信封又浏览了一遍信纸上边的内容。

    这封信是1954年底由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苏共中央总书记贝利亚的建议信。

    信中的内容当然是对李森科反科学的一些驳斥，建议苏共中央对李森科发起全面的科技调查。

    在调查结果出来前，要求苏共中央领导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这些深受打击、压迫的苏联科学家，依然没有臣服于李森科的“伪科学”论。

    而是继续坚持科学真理，坚持挽救苏联处于被全面封杀、打压的的“生物、基因”研究学说。

    或许这些真正爱国的苏联科学家们，他们根本没有在意过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

    而是为了苏维埃的科学发展坚持与李森科进行着殊死斗争。

    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斗争，按照历史中的记忆，这些科学家这一次的反抗还是以失败告终。

    明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后，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但是，由于玉米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

    两年后《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

    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

    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

    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继续推行他那套错误的理论，对曾经反对他的科学家大肆打压迫害。

    直到64年玉米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

    至此，李森科才算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

    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让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如何在学术上把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给彻底的打倒，这才是瓦西里考虑的当务之急。

    而不是只是简单的让李森科物理消失，虽然让他物理消失是可以给瓦西里解解气。

    但李森科“伪科学”理论的余毒依然会继续毒害整个苏联科技界，更会被美国人借机大肆宣传，抹黑苏联政府迫害科学界人士。

    瓦西里最终下定了决心，要举行一场公开对李森科学术造假的辩论，让那些追随李森科为其摇旗呐喊、狼狈为奸的学术败类们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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