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尽管说。”

    朱元璋倒是一点都不在意。

    要是在税收这方面上没有什么问题，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转，兴许有人从穷变富，有人从富变穷。

    可是征税上的册子是长期不变的，咱大明十年都没有变过了，很难彻底贯彻陛下贫富分等级交税的原则。”

    朱元璋抓牌的手为之一顿，是这个道理。

    可若是每年都要统计一次，岂不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

    但不去如实统计，反倒会搞得有些人放弃田地直接逃走，当了流民。

    “此事倒是应该好好议一议。”

    朱元璋把牌放进自己的牌堆里，短时间没有想出一个详细的解决办法。

    王布犁默默整理着自己的牌面，两税法的制度也不是不好，只不过容易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的事情。

    到时候贫民手里没有田地，沦为流民或者佃户，没法给朝廷交税。

    而富豪们又有许多避税的手段，大明更收不到什么税了。

    但是要用什么来代替两税法，王布犁一丁点思路都没有。

    最终还得是在执行人身上。

    明清的两税法很成熟，只不过财政持续收入低迷。

    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核心，是在搞清每家每户土地数量的基础上，将国家的各种赋役合并摊入田亩中，计亩征银。

    这样的制度，执行者仍是大明大大小小的官吏。

    可在当时掌握土地的，大多就是这些官吏或者受他们庇护的人。

    这些人利用制度内或制度外的特权，逃避赋税，转嫁负担，想方设法破坏土地账册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因此，运行财政制度的大小官吏，也是逃避赋税的主要力量。

    或者干脆说，大明的正式田赋不能应收尽收。

    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怠惰，不愿意及时更新信息。

    张居正在短期内运用严刑峻法，牺牲他们的利益或者强制这些官吏行动起来，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赋税状况，但这样的财政制度并不具备长期良性运转的条件。

    再加上明代制度下，非正式财政体系已积重难返，大明以农业经济中的田赋为主体使得正式收入数量始终有限，最终让财政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张居正改革很不容易，缺少法理和组织基础；没法通过顶层的设计来获得推进的力量；只能在大明既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内进行存量的调整。

    人亡政息，丝毫都不意外。

    王布犁对于财政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就是当韭菜的份，故而也没言语。

    总之税地的优点在于负担公平，缴纳多少田赋跟土地面积直接挂钩，合法性也强。

    缺点是丈量技术复杂、账册管理困难。

    谁都愿意自己少交税，没有人愿意割自己的肉。

    就算是朱元璋也不肯让利。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问道：“有人说国家获取盐利视为横征暴敛，朕不觉得盐价高啊！”

    食盐作为一种商品，有其特殊性。

    一是消费弹性低，每个人消费食盐的数量几乎相同。

    不会因为富裕而多吃盐，也不会因为穷就不吃盐，只要还能买得起，哪怕涨价也不会降低太多消费量。

    二是管理成本低，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盐场，也不是所有的盐都能食用，因此只要控制住盐场就能有效地征收管理。

    王布犁也没觉得老朱的在盐利上获取多少，目前而言还是适合大明的。

    毕竟往边关运粮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回陛下，如今贫民也能吃得起盐，价格算不得高。”

    胡惟庸微微回了一句，表示赞同。

    朱标也是点头，如今大明的盐价可是比元朝要低了许多。

    而且因为他爹的开中法，不少人都有获得食盐的渠道，只要你肯往边关运粮食。

    最重要的是朱元璋发现有些商人为了减少因为长途运输粮食消耗巨大，已经开始在边地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

    “布犁，你说咱这开中法有什么漏洞？”

    “特权。”王布犁打出一张牌看也没看朱元璋。

    “什么意思？”朱标倒是率先发问。

    “自古以来盐利就是千年帝国的救命钱。”王布犁依旧是举例：“汉代桑弘羊在盐业方面，主要通过国家专营制来获取垄断利润。

    但盐业专营带来的是盐业效率上的严重损失，比如食盐的品质差、盐价高，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

    同时，参与盐业专营的大小官吏却获取了巨额财富，而国家获利其实并不多。

    在南北朝直至隋唐初期，国家长时间实行食盐的民间经营，不对其征税或者征税不多。

    在安史之乱后，财政极度紧张，有时甚至连皇室都吃不上饭。

    于是大臣第五琦在唐至德三年恢复了桑弘羊实行的盐业专营制度，只不过将生产的环节从桑弘羊的官制改为民制。

    第五琦的盐法，存在着与桑弘羊时期同样的缺陷。

    于是刘晏在唐代宗宝应元年整顿盐法，将国家专营制改为许可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取消了官运和官销两个环节。

    盐业的生产环节由有灶籍的盐户私人完成，但在运输和零售方面引进私商的力量，政府只垄断收购和批发两环节。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和拍卖环节，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

    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盐供应改善，国家盐利骤增，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

    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耗费、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

    王布犁说这么多，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

    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

    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

    同样他也在暗示，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

    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

    两淮之地的盐官，那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就是一种许可制，类似于宋代的入中制，要求商人运粮食到指定地点，交换盐引，再凭借盐引去批发食盐，然后去零售。

    待到万历万历年间，盐引积压严重，盐商没有积极性。

    于是朝廷将盐业制度改成纲盐制，要求盐商从分散经营改为结成“商纲”，规定只有在册的商纲才可以购买盐引并从事食盐的批发零售，而且准许这样的垄断资格可以世袭。

    清朝延续此法，造就了扬州盐商。

    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一年能获利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上缴的盐利就足有六百万两。

    扬州不仅靠近食盐的重要产地两淮盐场，而且因临近长江、淮河和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交通极为便利。

    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诱惑，不把银子往自家府库里搬运的？

    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后期连盐税都收不上来。

    如此暴利的买卖，竟然没有税可收。

    这钱都被谁给拿走了？

    所以有关盐茶之类的事情，一直都在朱元璋脑子里蹦。

    闲聊天嘛。

    王布犁觉得是，但他发现老朱虽然在打牌，可脑瓜子一直都在想事情。

    而且想到哪里说哪里，至今都没有胡上一把牌。

    反倒不断的往外放炮。

    倒是没有人不敢碰。

    “盐利虽然多，但多是用在边境上，以至于朝廷的钱财依旧不够用。”朱元璋叹了口气：

    “布犁，你在县衙为衙役们搞了那么多补贴，其实也是在怪朕设计的官员俸禄过低吧。”

    江宁县衙役的收入都比一般高级衙门的吏员收入要高上不少。

    许多人都眼红的很！

    目前而言大明官俸低一个原因是明初物价水平比较低。

    朱元璋又出身贫苦，所定薪俸标准在他看来已足够维持良好生活了。

    普通官员只要不出去花天酒地，养活家小还是可以的。

    但随着大明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他定下的薪俸水平越到后世显得越低，可作为祖制又不能更改。

    另一个原因是，明代以两税为正赋和主体收入，可来自农业经济的两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

    后代皇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极大增加了科举名额。

    需要大明财政供养或补贴的官员、候补官员甚至官学学生的总人数远超以往朝代。

    这样单个官员的薪俸水平，就不得不压得很低。

    想要搞成大宋那种小官都有许多官俸，朝廷没那么富。

    朱元璋觉得目前这批官员依靠俸禄是能活下去的，而且还能养活家小。

    他吸取了宋代财政的教训，更多地倾向于一个原则，即设法降低财政成本。

    在明代以前，因为存在着公廨钱、公廨田或职田等提供的利息或地租收入。

    官府的公共收支与官员的个人收支混在一起。

    所以那时官员挪用甚至盗取公共收入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也不认为是贪腐行为。

    但在明清时期，公廨钱、公廨田、职田都已经消失。

    在制度上官员只有官俸收入，超出官俸的其他收入都可视为贪腐。

    你要想获得高俸禄，那就升官，只有好好给咱老朱家干活，才能升官。

    但朱元璋想的有些简单，高官的位置总之是少的。

    这样的激励手段实在是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因为不是谁都能跳脚就够得到的。

    而且中后期低官俸甚至不能维持海瑞这样的清官的生活。

    官员贪腐也因此有了更充分的动机与理由。

    到底多少官俸才能让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让他们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保持廉洁，是没法子在大明试验出来的。

    “陛下，我拿补贴来赏赐那些得不到朝廷俸禄的人，也是为了避免他们从百姓手里捞钱。”

    王布犁依旧是解释了一遭。

    他知道许多人都羡慕江宁县县衙，甚至有人被激励后比他这个九品官的俸禄还要高。

    雍正倒是搞过火耗归公，远超正俸，一般要高出一二十倍，甚至上百倍。

    不过，在雍正帝之后，官员的贪腐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似乎愈演愈烈。

    朱元璋嗯了一声，他总是觉得下面的人不知足。

    朕努力维持建设大明已经非常劳心劳力了，可下面的臣子大多都想要更多的钱财。

    “妹夫，你当年说滥发纸钞会让钱不值钱？”朱标想起来这茬：

    “是不是后面纸钞发的多了，官员的俸禄也会降低，亦或者大明有了许多银子，给官员发更多的银子，也会让粮食的价格升高。”

    “嗯，太子哥所言不错。”王布犁捏着自己手中的银子：

    “像这种成色不好的银两，看似是一两银子，可你真要买东西，根本就没法当一两用。

    而且大明刚刚立国局面如此困苦，谁说往后就不能兴盛起来？

    那个时候官员的俸禄兴许就会随着物价的上涨，有些不够花，造成更多的贪腐。”

    胡惟庸很理解王布犁的话。

    现在都有许多人给他送礼。

    依照那些官员的俸禄，他们哪有这么多钱来送礼啊？

    更不用说后面的皇帝性情忠厚，指定不会像当今天子这般张嘴闭嘴就杀人。

    还说朕不是擅杀之人，全都是他们自己个找死，撞到朕的刀口上来了。

    那就会造成更多的臣子，想法子搞钱。

    当然了，这种话胡惟庸也不敢往外透露。

    谁会轻易把自己的把柄暴露出来啊，接受礼物的时候又不是他亲自收的，总之我没叫他们给我送东西。

    “钱钱钱。”

    朱元璋重重的扔下一张牌：“钱多了也不行，钱少了也不行。”

    “父皇，若是我们也跟大宋一样，多经商呐？”

    朱棣倒是听闻过宋朝的商业发达。

    “重商”

    没等朱元璋发问，朱标率先皱眉头了。

    这显然是与大明国策有着极大的差别。

    宋代初始，国家就基本上取消了过去王朝对商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的歧视政策，承认士农工商“四民皆本”，特别肯定富商大贾“为国贸迁”的作用。

    流风所及，有不少官宦人家，甚至以娶到有钱商人家的女儿做儿媳妇为荣。

    宋代还将经济机会广泛地向私人开放，允许和鼓励商人进入生产和贸易等活动中。

    在管理方面，大宋也向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方向发展，比如完全废除了唐代定时定点的坊市交易制度，城市经济生活完全开放。

    朱元璋内心是有些看不上“积贫积弱”的大宋的。

    他连汉唐旧土都没本事恢复，连带着皇室那般待遇，着实是丢脸。

    要不是朱元璋攻克大都，把宋朝皇帝的脑袋给发现了，至今还是元人手里精美的酒樽放在府库里呢。

    “大宋为什么把商业上升到国策的地步？”

    王布犁把牌一推，吃了朱元璋的点炮，这才笑道：

    “大宋处于国家的生存竞争当中，他连汉唐旧土都没恢复，还要面对强硬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朝堂，必须想法子搞钱，才能担负起养兵、养官、养民的职能。

    光靠着那点土地收入，他们怎么给得起岁币啊？”

    一直没言语的汪广洋终于开口：“陛下，所谓养兵，是说大宋不得不建立专业化的军队，人数多、组织和装备程度高，以至于军费开支庞大。

    所谓养官，是说为了赢得读书人的忠诚，宋代不得不对官吏采取优待政策，科举录取人数多，官吏数量大、俸禄厚、赏赐多，为此官俸支出极高。

    所谓养民，是指宋代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过去的荒政，尽一切努力用粮食救济灾民，还发展出“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制度，利用财政资金为百姓举办各样福利。”

    当然到了最后也变成了冗官冗兵。

    尤其是许多当兵的，饿不死也没法去造反，总之就是维持稳定。

    “南宋的时候，它通过海路与阿拉伯商人从事着大量的贸易活动，其中香料是最重要的商品。

    由此获得的混合海关税、官营外贸利润、许可费的市舶收入，在避免南宋王朝财政崩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听着汪广洋、王布犁的接连解释，朱元璋码牌的手势一顿：“这么说，海上贸易如此赚钱？”

    “赚钱。”

    汪广洋倒是没白去广东走了一遭，给与了朱元璋肯定的回答。

    “其实陛下也可以看得出账本，就大明同高丽这几个月的贸易，足以赚到了不少的银钱，用来补贴内帑。”

    朱元璋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不对，既然大宋的商税如此赚钱，可他们怎么也灭亡了呢？

    尤其是地盘越来越小，到了最后对于外族入侵根本就没有多少还手之力，只能被动防御，无法北伐。”

    王布犁能说北伐派都是被搞死了吗？

    由南往北打统一全国，那是有多难呐？

    真以为真都是你朱元璋啊？

    王布犁不知道要如何吐槽。

    毕竟现在站在你面前可是整个华夏历史上由南往北打成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独一份。

    许多南迁的王朝最终都走向了灭亡。

    众多臣子听了这话，也不由的陷入了思考，该怎么回答陛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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